哈爾濱，一個響亮而令人驕傲的名字，一方充滿浪漫風情和時尚品味的寶地，一片留有光榮傳統和先烈足跡的沃土，一座紅色基因浸染的英雄之城、光榮之城。
哈爾濱，不僅洋溢著神奇獨特的迷人色彩，也鐫刻著光輝燦爛的紅色印記；不僅彌漫著晶瑩剔透的冰雪神韻，也遍布著引人入勝的紅色經典。紅色，對哈爾濱而言，不僅是對色彩的描述，更是城市歷史文化堅實的底色，也是城市多元文化中最輝煌、最生動、最雋永的篇章。英雄與光榮，對哈爾濱而言，不僅是詩歌裡的贊美，更是城市的靈魂、歷史的濃縮和血脈的傳承。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史上，哈爾濱這座城市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不同時代呈現了不同的精彩。翻閱歲月之書，徐徐展開哈爾濱城市發展的歷史長卷，還原這座城市久遠的紅色記憶，如同打開一扇走近哈爾濱的令人血脈僨張、蕩氣回腸的時光之門，讓人不禁產生心靈之震撼、重生之感慨，在盡享英雄之城的豪邁、光榮之城的驕傲的同時，不禁引發人們對哈爾濱這座浪漫之都紅色文化標識的探尋、追憶和思考。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傳播地』——哈爾濱『先得共產黨的空氣』，中俄工人『對共產主義頗有信仰』，曾在這裡『聚而合唱』《國際歌》
在哈爾濱市松花江畔中東鐵路公園，有一座具有120多年歷史的橋梁——濱洲線哈爾濱松花江大橋。哈爾濱人都親切地稱它為『老江橋』。一百多年來，『老江橋』靜靜矗立在奔騰不息的松花江上，在歷經哈爾濱百年風雲際會，見證哈爾濱從無到有滄桑經歷的同時，也見證了馬克思主義經由中東鐵路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光輝歷程。
哈爾濱伴隨中國近現代化進程誕生並成長，中東鐵路的建成催生了現代意義的哈爾濱。1898年開始修建的中東鐵路，始於殖民者的強權和掠奪，背負著刻骨銘心的屈辱與血淚，更孕育了被壓迫者的奮起抗爭。在馬克思主義改變中國命運的前夜，來自異國他鄉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在哈爾濱開展革命活動，為飽受帝國主義欺侮的中國工人帶來馬克思主義。
1903年7月，中東鐵路正式建成並通車。中國東北地區與沙俄乃至歐洲的交通更加便捷，一些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通過中東鐵路來到哈爾濱，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和傳播活動。1905年11月，在哈爾濱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組織——俄社會民主工黨哈爾濱工人團建立。俄社會民主工黨哈爾濱工人團負責人舒米雅茨基(化名『西林』)，以車工(當時俗稱『盤旋工』)身份作掩護，在哈爾濱秘密開展宣傳、鼓動活動。當時，除哈爾濱之外，全中國尚無可供考察的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的跡象。中東鐵路沿線的產業工人，是中國最早接受社會主義思潮和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的一支隊伍。
中國最早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城市，是哈爾濱。在哈爾濱太陽島全國總工會(哈爾濱)勞模技能交流基地(松北區冰花路869號)院內，矗立著的『中國工人首次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紀念地』雕塑，再現了這次中俄工人為自身利益和理想而斗爭的場景。
我們把時間回撥到1907年5月14日（俄歷5月1日）。這一天，中東鐵路哈爾濱臨時總工廠和哈爾濱機務段、車輛段、車站貨物處、鐵路印刷廠及面粉廠的中俄工人斗志昂揚，舉行大罷工。從四面八方湧來的3000多名中俄工人匯集到松花江畔，參加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除了工人外，還有不少學生、商人和市民也聞訊趕來，准備參加集會。當察覺到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正在調集沙俄軍警准備鎮壓集會活動後，罷工組織者當機立斷，決定把紀念活動地點由松花江南岸改為北岸（松花江以北地區不是中東鐵路轄區）。在航運擺渡工人的全力支持下，工人們乘船陸續過江。當沙俄軍警全部趕到江邊時，幾千名工人已經轉移到江北太陽島上。
當日13時，紀念大會在太陽島的一片高坡地上舉行。會場四周插滿了旗幟，上面寫著『五一萬歲』『勞工神聖』『世界大同』等標語，中俄工人爭先發表演說，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反對剝削壓迫，為改善生活待遇、實現八小時工作制而斗爭，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首次回蕩在神州大地。大會一直持續到晚18時多纔結束。這是中國工人第一次慶祝自己的節日——五一國際勞動節，在哈爾濱乃至中國工人運動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壯舉也是中國工人階級崛起的象征。
『北方吹來十月的風，驚醒我們苦兄弟。』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在中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幾乎沒隔夜便隨電波由俄國傳到哈爾濱，中東鐵路沿線的鐵路工人為之熱烈歡呼慶祝。紅色激流開始匯入黑色土層，在哈爾濱和東北大地掀起革命狂瀾。
從1918年到1920年間，中俄工人為反對盤踞在中東鐵路的沙俄殘餘勢力和白匪軍，以及外國乾涉者，掀起了四次全路大罷工。1918年5月15日，掀起中東鐵路第一次大罷工，抗議中東鐵路當局縱容白衛軍殺害俄人進步教師的暴行，『火車因之停止』，使鐵路當局『損失約三十萬盧布』之多。1918年9月2日至9月11日，掀起中東鐵路第二次大罷工，抗議『工人等因長官等固持，過分減少技師工人之勞動報酬』，以及沙俄殘餘勢力宣布戒嚴令，使中東鐵路完全癱瘓，不僅使鐵路當局損失約150多萬盧布，更重要的是嚴厲打擊了國際帝國主義乾涉軍。1919年7月18日至8月18日，掀起中東鐵路第三次大罷工，抗議鐵路當局毫無限制地大量收受『鄂幣』，並用其發放工資，使中東鐵路完全陷入癱瘓，中斷高爾察克最重要的軍事運輸線。1920年3月11日至3月16日，掀起中東鐵路第四次大罷工，反對日本武裝乾涉和霍爾瓦特在中東鐵路的統治。在這次大罷工中，中俄工人散發中文傳單，揭露霍爾瓦特沙俄殘餘分子的罪行，號召工人們團結起來，把霍爾瓦特趕下臺。3月15日，中國軍隊奉命佔領俄國護路隊司令部，對霍爾瓦特等派兵保護監視；3月16日，霍爾瓦特無可奈何地向中東鐵路董事會提出『辭職』。把持路務17年之久的霍爾瓦特被趕下臺，標志著沙俄殘餘勢力在中東鐵路統治的結束。中國收回了中東鐵路行政權，也清除了與蘇俄政府為敵的反革命據點。這四次全路大罷工，為支援俄國十月革命和鞏固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國際工人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真理的旅行，是不需要入境證的。俄國十月革命後，馬克思主義在哈爾濱的傳播勢頭因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宣傳力度不斷加大、大批旅俄華工回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及早期共產黨人的積極宣傳，尤其是共產國際『東方路線』的施行，進而達到高峰。
1918年2月26日，正值中國人的傳統節日正月十五元宵節。在鞭炮聲聲、寒風凜冽的街道上，走來一對父女。年輕父親脖子上騎著一個小姑娘，手裡拎著一桶漿糊，小姑娘手裡拿著一把刷子，父女沿街刷著漿糊，張貼東華學校的招生廣告。這個年輕父親就是當時被譽為教育家的哈爾濱六大歷史名人之一——鄧潔民。
東華學校是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地之一。1918年4月1日，鄧潔民(原名鄧居文)在哈爾濱傅家甸(現道外區)二十道街路南創辦東華學校，並親任校長。這是當時哈爾濱唯一的一所私立中學。鄧潔民特聘張西曼、王希天、馬駿等先進知識分子到校講解俄國革命及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大力宣揚愛國主義。在鄧潔民領導下，張西曼、鄧西園、於芳洲、霍佔一、趙松年成為東華學校著名的『五君子』。1920年深秋，22歲的周恩來在赴法國留學前，第二次來到哈爾濱，與南開學校的校友鄧潔民辭行。經鄧潔民邀請，周恩來走上東華學校大禮堂的講臺，發表熱情洋溢的演講，講述十月革命意義及五四運動情況。演講深深打動了那些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前途擔懮的師生們，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鼓舞了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的斗爭，在列寧領導下，共產國際於1919年3月成立。1921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出在伊爾庫茨克建立遠東書記處的決議，並派人到中國幫助建黨和宣傳馬列主義。共產國際屢屢派人經由哈爾濱轉程到上海、北京，宣傳馬克思主義、傳播十月革命火種。
1920年10月的一個夜晚，風雲湧動的哈爾濱已是深秋，從北平開來的列車緩緩駛入哈爾濱火車站。寒風中，一位戴著細邊眼鏡的瘦削年輕人，與兩位同行者走出出站口，他就是瞿秋白。此行的目的，是與俞頌華(慶堯)、李宗武(李仲武)，以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特聘記者身份前往蘇俄采訪，『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為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因『蘇俄赤軍與謝苗諾夫白匪軍激戰』，滿洲裡至赤塔的鐵路受阻，遂在哈爾濱停留了50多天。
瞿秋白租住在哈爾濱道裡區『福順棧』，『每日出去訪俄國朋友，調查俄工人組織，搜集俄文書籍，作為研究勞農政府(指蘇俄政府)的材料。』在這裡，瞿秋白不斷地將在哈爾濱的見聞發給北京《晨報》，內容多為介紹哈爾濱的『共產黨空氣』。他在一篇題為《哈爾濱之勞工大學》的新聞報道中寫道：『據雲哈埠共產黨(指布爾什維克黨)雖僅兩百人，但哈埠至滿洲裡中東路工人有十二萬，對共產主義頗有信仰。』在後來出版的《餓鄉紀程》一書中，瞿秋白寫道：『參觀他們的慶祝會(指十月革命三周年紀念會)，那天居然得中國警察廳的許可。臺下坐滿了人，開會時大家都高呼萬歲，唱國際歌，激昂慷慨。從莫斯科剛接到一個共產黨報告，大家歡呼萬歲。』『會後我們到俄國友人——多數黨人家裡晚宴，電燈上包著紅綢，滿屋都是紅光，紅光裡是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的肖像。席間來了一位剛從莫斯科到此的共產黨，站著演說。』在沙俄餘孽與反動軍閥統治下的哈爾濱，大規模集會竟然可以不受限制，國際歌可以『聚而合唱』，馬克思、列寧的照片可以『公開亮相』，共產黨人可以『站著演說』。瞿秋白還沒有到蘇俄，竟能在哈爾濱『先得共產黨一點空氣』『第一次聽到國際歌』。這種紅火的政治氣氛使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第一次看到了共產黨的力量。
哈爾濱之行，帶給瞿秋白許多新鮮體驗，尤其難忘的是，第一次聽到了『聲調雄壯得很』的《國際歌》，使他耳目一新，心靈受到強烈衝擊。促使他決心用信仰的星星之火，燎原舊世界，催生新中國。1923年6月15日，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新青年》季刊創刊號上，在顯要位置發表了主編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這是中國最早可供唱頌的《國際歌》。1935年6月18日，年僅36歲的瞿秋白最後一次唱著自己翻譯的《國際歌》，帶著滿腔熱血走向刑場，英勇就義。
今天的『老江橋』，早已沒有了吞吐著蒸汽的火車呼嘯而過，但哈爾濱因中東鐵路帶來的血與火的歷史，卻永遠為人們所銘記。馬克思主義隨著中東鐵路修建的步伐一路向哈爾濱延伸，使哈爾濱烙印上深厚的紅色文化底蘊，為日後中共黨團組織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
中國共產黨東北黨組織『首建地』——哈爾濱誕生了東北地區最早的黨組織『中共哈爾濱組』，點燃了東北大地的『革命火種』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誕生，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變。發生這一大事變後僅僅27個月，東北地區最早的黨組織——『中共哈爾濱組』建立，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播撒在東北大地的一顆革命火種。
1921年8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成立。中共北方黨組織負責人李大釗相繼派出共產黨員馬駿、羅章龍、陳為人、李震瀛、陳晦生、吳麗實、韓樂然、楚圖南、王復生等，到哈爾濱考察工人運動狀況，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與黨團組織建設與發展工作。
1922年初，受李大釗和中共北京地委派遣，曾在天津領導五四運動的早期中共黨員馬駿(馬天安)來到哈爾濱，借在東華學校兼課之機，積極向學生宣傳五四精神、反帝愛國思想及國內外革命形勢。正是在馬駿的感召下，韓迭聲(韓鐵聲)等進步青年組織了『哈爾濱救國喚醒團』，在哈埠大力宣講，開展反帝反封建運動。救國喚醒團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進步組織，它喚起民眾的覺悟，共求改造社會，猶如穿透厚牆縫隙的點點光亮，為廣大苦悶和彷徨的愛國民眾照亮前行的路，成為東北地區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旗幟。
1921年底，李大釗委派中共北京地委委員兼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羅章龍到東北地區考察工人運動，為在東北地區建立黨組織做准備工作。1922年初，羅章龍(羅璈階)到達哈爾濱，隨即進入中東鐵路哈爾濱總工廠、秋林洋行、道外戊通輪船公司以及中東鐵路沿線的站段考察。在考察過程中，他對東北地區黨組織建立的基本情況進行了梳理，最終完成了《關於東北工人運動狀況和建議在東北建立黨組織和工會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哈爾濱工業較集中，工人階級受十月革命的影響較早，覺悟程度較高，特別是中東鐵路工人多次舉行過大罷工斗爭，對蘇維埃政權建立做出了重大貢獻，已具備了發展黨員的條件。』
1923年3月，中共北京地執委根據羅章龍和共產國際的提議，決定派負責北方鐵路總工會工作的陳為人和京漢鐵路總工會秘書李震瀛兩位共產黨員到哈爾濱開展建黨工作。陳為人(原名陳蔚英，又名陳濤、陳洪濤)和李震瀛(原名李寶森，又名李振瀛、駱森)到哈爾濱後，即深入社會進行調查，發現《哈爾濱晨光》報『獨樹一幟、標新立異』，是一份進步的報紙。陳為人、李震瀛決定登門拜訪《哈爾濱晨光》報主辦人韓迭聲。他們與韓迭聲接觸後，一見如故，當即表示願為報社義務工作。此後，陳為人、李震瀛即以《哈爾濱晨光》報記者的公開身份，廣泛接觸社會各界，積極開展革命宣傳活動。
『大有到異國之感』，這是陳為人、李震瀛初到哈爾濱的感覺。他們調查後認為，『東三省輿論界，在哈爾濱是舊俄黨的勢力，在奉天是張作霖的勢力，其他外國人的通訊社，實可左右一切政治潮汐的消長』。華文報刊大多『無自己的生命，不只不敢針砭時局，有時還助軍閥的威勢』。對此，他們感到必須有自己的輿論陣地，決定創辦『哈爾濱通訊社』。
1923年9月16日,陳為人、李震瀛和韓迭聲在哈爾濱道裡區中國十四道街(現西十四道街)52號創辦了中國共產黨在哈爾濱的第一個宣傳陣地——『哈爾濱通訊社』。陳為人、李震瀛在哈爾濱廣泛與新聞界聯系，吸引了許多『同情於本社宗旨而願盡力協助本社的青年』，還結識了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動的愛國人士、東三省無線電哈爾濱分臺代理臺長劉瀚(後來被稱為『中國廣播之父』)。劉瀚通過私人關系，與東省特別區和濱江道尹公署聯系，使其很快備上案。他還為通訊社提供電話、電報收發、辦公室和新聞工具等物質、技術條件。在劉瀚的支持下，他們利用現代電訊手段收發新聞稿，使通訊社的稿件准、快、新。電臺收到的日、俄、英新聞稿，大部分由陳為人、李震瀛譯成中文，並巧妙地加以改編，然後傳送到本埠和外埠的報刊、電臺利用。有時還將本社社員的投稿選出好的加以利用。陳為人、李震瀛以通訊社記者的身份，經常深入工廠、學校、機關團體中采訪，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和勞動群眾，編輯了不少反映勞動人民苦難生活和遭遇的稿件，使哈爾濱通訊社成為宣傳反帝反封建和制造革命輿論的陣地。
為了更廣泛傳播馬列主義、培養革命青年，陳為人、李震瀛通過韓迭聲向官廳備案，於1923年11月22日在哈爾濱道裡區外國二道街(現中醫街7號)成立了『東三省哈爾濱青年學院』。由於青年學院的教學氛圍自由、寬松、民主，吸引了大批青年到這裡學習。在講課中要求學生不要死讀書，要學以致用，聯系社會，改造社會；在講社會科學理論時，由淺入深地介紹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介紹十月革命的經驗。在馬克思主義的熏陶和啟發下，來這裡學習的許多青年學生後來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陳為人、李震瀛在開展革命活動的同時，注重培養黨團積極分子，相繼在進步青年中發展了汪潔曼、李鐵鈞、馬新吾、陳毅可、劉天佑等5名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1923年7月，黑龍江地區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哈爾濱支部正式成立。
1923年8月後，中共北京區執委先後派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彭守朴(彭樹棠)和中共黨員陳晦生(陳作霖)到哈爾濱協助陳為人、李震瀛籌建黨團組織工作。1923年9月的一天，彭守朴帶著黨組織交給他的五大包宣傳品和黨的文件來到哈爾濱，按照約定的辦法與陳為人接上了關系，把帶來的宣傳品和黨的文件妥善地交給了陳為人。接著便以哈爾濱特區法院翻譯為公開職業，投入到發展團組織的工作中來。12月，彭守朴被選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哈爾濱支部書記，兼做黨務工作。此時，哈爾濱共有黨團員9人。其中黨員3人，團員6人。
只待東風起，燎原成巨焰。1923年10月，東北地區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中共哈爾濱組(亦稱中共哈爾濱獨立組)正式成立。以此為開端，中國共產黨在長春、大連、奉天等地相繼建立了黨的組織，黨員隊伍迅速發展，共產主義信仰開始在東北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中共哈爾濱組的成立，標志著東北人民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斗爭進入了一個由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嶄新階段。
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中轉地』——哈爾濱連通往來蘇俄和共產國際的『紅色之路』，是特殊紅色通道的重要樞紐和必經之地
穿過熙熙攘攘的哈爾濱中央大街，在『紫丁香音樂廳』附近坐落著一幢7層建築，這裡是哈爾濱道裡區紅專街20號——哈爾濱畫院。20世紀80年代，這裡原來的低矮小屋變成了多層樓房。鮮為人知的是，90多年前這裡曾是中共中央在哈爾濱設立的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當年中共哈爾濱地方組織接待、護送中共六大代表，通過『紅色之路』抵達莫斯科參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驚心動魄的一幕幕，正是由這裡展開。
中東鐵路以哈爾濱為中心樞紐，北至滿洲裡，東至綏芬河，與西伯利亞鐵路相連接，橫貫吉林、黑龍江兩省，哈爾濱正處於『丁』字形鐵路的交匯點。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後，來中國的路線，除了繞道歐亞和由海參崴乘船走海路外，主要是通過中東鐵路經過哈爾濱到關內去。中國一些初步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早期革命志士，為了學習俄國革命經驗，不斷從四面八方來到哈爾濱，然後通過中東鐵路奔赴蘇俄。這樣，就自然形成了一條通往蘇俄和共產國際的『紅色之路』。哈爾濱，正是這條『紅色之路』的重要樞紐和必經之地。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從1921年11月至1924年5月間，路經哈爾濱去蘇俄的中國共產黨人達30多人。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張國燾、王盡美、鄧恩銘、高君宇、鄧培、林育南、夏曦等；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二次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大會的陳獨秀、劉仁靜、王俊、李大釗、王荷波、彭述之、劉清揚等。
1924年5月，李大釗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委派他帶隊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李大釗此次通過『紅色之路』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往返都曾在哈爾濱停留。李大釗來到哈爾濱，首先聯系了年長自己7歲的同族兄弟李瑞景(李祥年)。為了李大釗的安全，李瑞景把他安排到磕頭兄弟、呔商王芳田在哈爾濱道外區太古街開設的『宏昌茂』雜貨鋪居住。在『宏昌茂』雜貨鋪居住時，李大釗先到同鄉好友楊扶青的新中罐頭公司哈爾濱分莊拿到楊扶青資助的五百塊銀元赴蘇經費。還在李瑞景的陪同下，特意去看了南開校友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時的好友鄧潔民創辦的東華學校校址。在哈爾濱逗留期間，李大釗在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朋友的陪同下，考察了中東鐵路的工人運動和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校學生運動情況。晚上回到『宏昌茂』雜貨鋪，李大釗與王芳田促膝交談，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向王芳田宣傳革命思想，介紹他在廣州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制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等情況。
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陸續抵達哈爾濱後，李大釗一行搭乘火車經滿洲裡前往蘇聯參加會議。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後，李大釗被共產國際任命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0月，李大釗奉命回國。回國途經哈爾濱時，他再次住到『宏昌茂』雜貨鋪。據王芳田回憶說：這時的李大釗『頭戴一頂八角工人帽，身穿黑灰色的舊西服，腳下穿一雙舊皮鞋。平易近人，沒有半點教授的架子』。他熱情而激動地向李瑞景和王芳田講述了在蘇聯的所見所聞。當王芳田向他詢問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情況時，李大釗興奮地說：『好，好極了，那裡的工農群眾當家做了主人，中國革命非走俄國人的道路不可。』
三天後，李大釗要離開哈爾濱返回北京。王芳田拿出刊有北京反動軍閥政府衛戍司令王懷慶通緝李大釗的《盛京時報》，同李瑞景一起勸李大釗暫時在哈爾濱躲避一下，等平靜時再返回北京。李大釗看了一眼報紙，氣憤而又蔑視地說：我們做的事業，就是要推翻反動勢力，就是要消滅他們，革命就要不怕犧牲。臨行前，李大釗贈給李瑞景一對蘇聯工藝品——木制茄子；贈給王芳田6枚帶有列寧頭像和斧頭、鐮刀的蘇聯建國銀幣作紀念。而後毅然決然地踏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車，繼續投身到火熱的革命斗爭之中。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時，李大釗從容走向反動軍閥的絞刑架，英勇就義。
長夜難明赤縣天。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內處於反共高潮。大革命失敗後亟需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新的革命策略。由於白色恐怖嚴重和黨內未能取得一致意見，會議地點遲遲未定。後來幾經權衡，決定向共產國際提出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會議的請求。共產國際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便於中國共產黨參加即將在莫斯科召開的一系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會議，同意1928年春夏之交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會前，全國各地前往莫斯科的代表，除一部分由上海乘輪船經海參崴到達目的地外，其餘大部分由上海經大連到哈爾濱，再由哈爾濱經滿洲裡或綏芬河出境赴莫斯科。
為保證中共六大代表安全赴蘇，中共中央指派中共哈爾濱臨時縣委在哈爾濱設立了『秘密接待站』，指派中共黨員、共青團哈爾濱臨時縣委書記李紀淵(李紀元)負責接待站的工作。與李紀淵一起負責接待工作的還有共青團哈爾濱臨時縣委委員阮節庵(又名阮昌、魏仲仁)、沈允慈(阮節庵夫人)和縣委交通員、朝鮮族人小白等人。秘密接待站設在哈爾濱道裡區外國四道街14號(現紅專街20號)阮節庵、沈允慈夫婦的住處。阮節庵當時在哈爾濱廣播電臺工作，妻子沈允慈在電話局做打字員。兩人都有職業，便於掩護。中共中央還派在中共中央婦委工作的楊之華(瞿秋白的夫人)帶著小女兒瞿獨伊從上海到哈爾濱，協助中共哈爾濱臨時縣委完成接待任務。
從1928年4月初開始，關內的中共六大代表陸續來到哈爾濱。代表們抵達哈爾濱後，按照接頭地址和暗號與小白或李紀淵會面。接頭地點設在中央大街的一處『估衣鋪』和一個『馬車店』，接頭暗號是『從一盒火柴裡抽出幾根一齊折斷』。關系接上後，由李紀淵通知楊之華，再由楊之華或阮節庵夫婦安排食宿。單個來的男同志，通常由楊之華帶著女兒接送，對外就說是『夫妻』。楊之華的女兒小獨伊當時只有6歲，但很懂事，口口聲聲管一起住的男代表叫爸爸。當完成接待任務後，小獨伊曾好奇地問楊之華：『媽媽，我怎麼這麼多爸爸？』問得楊之華無法回答。
中共六大代表是分三批出發的，到哈爾濱後又重新編組，隨時安排去中蘇邊境。走滿洲裡線路的，臨行前由接待站交給每個代表一個過境的號碼牌，到了滿洲裡後，在車站附近會看到有兩輛馬車在那裡等候，馬車的前面掛著一個車燈，一輛車上是67號，另一輛車上是69號。代表手裡的號碼牌和車燈上的號碼對上時，把號碼牌交給俄國馬車夫，不必說話就可以上車。馬車在夜幕的掩護下很快越過邊境，過境後換乘去莫斯科的火車。走綏芬河路線的，到達綏芬河後先與俄國鐵路工人接頭，會被安排在工人家裡休息，晚上由俄國人帶路，走很長一條路纔能過境，然後乘火車去海參崴，再由海參崴乘火車去莫斯科。
周恩來和鄧穎超是第二批由上海出發的。1928年5月初，他們乘輪船離開上海，因輪船在大連碼頭停靠時遭到駐大連日本水上警察廳的盤查耽誤了時間，在去長春途中又被特務跟蹤。鄧穎超曾寫文章《一次遇險與脫險的經過》，回憶了到哈爾濱前後的歷險過程。他們到長春後轉乘火車去吉林，在周恩來伯父家停留兩天後，周恩來和鄧穎超先後來到哈爾濱，住在周恩來的二弟家中。由於在大連遇險時把與哈爾濱秘密接待站接頭的證件、聯絡地址銷毀了，他們到哈爾濱後無法同秘密接待站的人取得聯系，便等待之後來哈爾濱的代表。鄧穎超每天到哈爾濱火車站等候，一連等了數日，最後終於等到了李立三(李隆郅)代表。周恩來、鄧穎超和李立三一道，與秘密接待站的楊之華等人接上頭。在接待站的周密安排下，他們從哈爾濱去滿洲裡，輾轉到達莫斯科。
當時通過哈爾濱秘密接待站安排出境的黨的領導人，有瞿秋白、周恩來、張國燾、羅章龍、李立三、夏曦等。哈爾濱秘密接待站前後共接待、護送了40多位中共六大代表，使其通過『紅色之路』安全到達莫斯科，保證了中共六大於1928年6月18日在莫斯科順利召開。
中共六大是在極其秘密、嚴峻的條件下，唯一一次在國外舉行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黨的代表大會，也是最為驚險和曲折的一次黨代會。參與接待、護送中共六大代表工作的阮節庵後來回憶說:『在這以後的一天，李紀淵到我家，總結了這段護送中共六大代表的工作情況後說，這些日子大家都很辛苦，可是作為中共哈爾濱地方組織，我們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為中共六大的召開做出了貢獻。』
中共領導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的『總指揮部』——哈爾濱吹響東北地區抗日斗爭的『集結號』，為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武裝的建立和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在距離哈爾濱市南崗區繁忙的主乾道中山路一百多米的地方，有一條小街名叫光芒街(原小戎街)。在這條窄窄的街道上有一個並不起眼的小院，小院中有一座紅頂黃牆的俄式木結構平房。今天路過這裡的人可能很難想象，在東北抗戰的艱難歲月裡，從這裡走出的人曾掀起東北抗日斗爭的驚濤駭浪，乾出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這裡就是當年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最高指揮機關——中共滿洲省委機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滿洲省委機關遭到破壞。1932年初，中共滿洲省委機關由沈陽遷到哈爾濱。最早設在哈爾濱松花江北岸的一個叫牛甸子(紅毛子村)的沙島上。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查和破壞，中共滿洲省委機關在哈爾濱市內設立並遷移過很多地點，經常變換地址，在當時的道外十六道街、道裡中國三道街、偏臉子、南崗花園街、義州街、河溝街、人和街都曾留下過中共滿洲省委機關的足跡。1933年夏，中共滿洲省委機關轉移到小戎街2號，即現在的南崗區光芒街40號。選擇這樣一個地方作為中共滿洲省委秘書處所在地，是因為當時這裡處於哈爾濱城市的邊緣，俄式木結構平房的旁邊是一片樹林子，便於隱蔽和遠離日偽軍的搜查。
這所房子的房東是一位俄羅斯老太太，她在最外邊的一間房子裡開了一個食雜店，裡邊就是時任中共滿洲省委秘書長馮仲雲的家。馮仲雲當時的公開身份是東北商船學校教授。當時省委的全部重要文件都保存在這裡，省委的許多重要會議也在這裡召開。省委主要領導同志經常在這裡閱讀文件、研究工作，省委對各地黨組織和抗日部隊的許多重要指示，都是在這裡起草發出的，各地黨組織和部隊給省委的報告也都通過交通員轉送到這裡。出生在這裡的馮憶羅在和弟弟舊地重游時說：『那時家裡藏著不少滿洲省委的文件，危險隨時都會發生，但父母從未怕過，母親每次都是抱著我出去傳遞情報，那時我身上全都裹滿了文件。』
哈爾濱，這個曾經給偉大祖國和中華民族帶來榮譽的城市，從來沒有停止過它斗爭的腳步。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上東北的土地，山河破碎、生死存亡之際，中國共產黨吹響了東北抗日斗爭的號角。被稱為『抗戰書記』的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曾在黨的高級乾部會議上明確提出：『蔣介石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出賣了東北同胞，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與東北人民同生死共患難，敵人在哪兒蹂躪我們的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在哪兒和人民一起與敵人抗爭！』1932年初，中共滿洲省委發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哈爾濱告士兵群眾書》，號召士兵、工農民眾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制定《抗日救國武裝人民群眾進行游擊戰爭》綱領性文件，指出：黨要聯合並支持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奔走於工廠、學校及呼海路沿線，發動工人、農民、學生支援抗日軍隊。此間，黨的『武裝抗日、保衛家鄉、保衛東北』的號召在哈爾濱各階層人民中引起強烈反響。
哈爾濱是當時北滿最大的城市，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的反日罷工斗爭日益高漲。從1932年到1940年，哈爾濱工人共進行反日罷工斗爭400餘次，有5萬餘人多次參加，累計罷工2千多天。
1933年5月1日，在哈爾濱火車站前的偽滿洲國建國紀念碑上，出現了一條用紅色油漆書寫的『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型標語。策劃人是中共哈爾濱東區區委書記張進山，另兩人是中東鐵路哈爾濱總工廠工人、反日會會員柴好(柴子楨)和電車工人楊兆順。4月30日午夜兩點鍾左右，三人乘一輛馬車來到哈爾濱火車站前右側的小樹林處停下來，張進山跳下車，楊兆順掀開坐板取出油漆和刷子，柴好放哨，張進山和楊兆順立即快步奔向紀念碑前臺階蹲好。張進山嘴裡叼著刷子，一手提著油桶，蹬著楊兆順的肩膀站了起來，兩個人加起來有三米多高，張進山一邊寫，楊兆順便往下蹲，不到5分鍾就在碑上寫下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8個大字，然後迅速撤離。5月1日清晨，紀念碑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8個字非常耀眼，過路行人都過來觀看，心中無比興奮。這使日偽當局十分恐慌，立即在車站實行戒嚴，還把紀念碑用白布圍起來，費了很大勁兒纔將標語鏟掉。紅色經典小說《夜幕下的哈爾濱》，開頭描寫在哈爾濱火車站紀念碑上出現『還我河山』標語的情節，便是以此真實事件為原型的。
1934年4月2日晚，身穿便衣的偽憲兵乘電車，不但不買票還把電車工人打傷。電業局不同情被打工人，還揚言要開除被打傷的工人，電車工人聞訊後極為氣憤。電業局黨支部得知情況後，立即報告上級黨組織，中共滿洲省委當即指示，派省工會領導和哈爾濱市總工會代理書記趙一曼(原名李坤泰)連夜到電車廠，指導電業局黨支部領導電車工人舉行罷工，當晚就成立了罷工委員會。4月3日晨，哈爾濱全市電車停駛，轟動整個哈爾濱，極大地激發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熱情。
為了團結更多的學生進行抗日活動，哈爾濱工業大學校(前身為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校，現哈爾濱工業大學)黨組織在學生中成立了『中國學生反日救國會』(即反日會)。組織學生走上街頭搞飛行集會，在公共汽車、電車上撒傳單，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1932年3月1日，大漢奸鄭孝胥編了偽滿洲國『國歌』，強迫市民、學生學唱。哈爾濱工業大學校反日會會員任震英、黃鐵城等人一商量，決定用原歌的曲調改填上抗日內容的新歌詞。他們連夜用不同筆體刻寫蠟紙，印了大量的新歌片，第二天開始散發。改寫後的『日本強盜，率同走狗，屠殺人民，遍地烽火』『打倒偽國，除強盜，殺走狗，還我河山』等新歌詞，極大地激發了人民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對日偽統治的仇恨。一時間，哈爾濱的學生和市民都學會了新歌詞，這支歌後來傳到了反日游擊隊隊伍中。此後，哈爾濱工業大學校的黃鐵城、楊永安、關錫康、李維藩等學生先後到珠河反日游擊隊參加了趙尚志的抗日隊伍。
國破家亡的歷史記載著屈辱，氣壯山河的抗爭見證著偉大。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滿洲省委先後派出黨團員乾部，奔赴東北各地獨立創建抗日游擊隊。曾在哈爾濱工作或學習過的楊靖宇、趙尚志、魏拯民、李兆麟、金伯陽、許亨植、夏雲傑、周保中、馮仲雲等，受黨的派遣，陸續奔赴東北各地抗日武裝斗爭最前線，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重要將領和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
1931年1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第一支抗日武裝——磐石赤色游擊隊成立，開創了中共滿洲省委在東北地區的第一塊抗日根據地；1932年5月，中共黨員、清華大學學生張甲洲(張進思)以黑龍江籍的北平大學生為基礎，建立了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下的北滿地區的第一支抗日武裝——巴彥反日游擊隊；1933年10月，在中共滿洲省委的領導下，中共珠河中心縣委以趙尚志等7人為基礎，建立了珠河東北反日游擊隊，標志著哈東地區乃至整個北滿抗日斗爭發展到一個新時期。各級黨組織擔負起對日武裝斗爭的重任，先後在南滿、東滿、北滿、吉東等地創建了黨直接領導的十幾支反日游擊隊。南起長白山，北抵小興安嶺，東起烏蘇裡江，西至遼河東岸……白山黑水、林海雪原，處處可見東北抗日武裝的身影，處處挺立起不屈的脊梁。
在哈爾濱道裡區中國十一道街13號(現西十一道街23號)，有一座半地下室的房子。這裡是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地下黨員姜椿芳的家，也是中共滿洲省委宣傳部的秘密機關。1933年5月中旬，中共滿洲省委擴大會議在這裡召開。在這次會議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給滿洲省委發來的《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簡稱『一二六』指示信)。根據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中共滿洲省委把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游擊隊相繼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這一時期，以反日游擊隊為核心，建立人民革命軍，團結反日義勇軍共同對日偽軍作戰，樹立起了全民族武裝抗日的旗幟，使東北抗日游擊戰爭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隨著中共滿洲省委的發展壯大，黨在東北地區的影響力不斷擴大，積蓄和發展了東北地區的革命力量。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秋鼎盛時期，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共組建11個軍，3萬餘人，活動范圍遍及當時的北滿、南滿、東滿、吉東70餘縣的廣大地區，其中有9個半軍誕生並戰斗在黑龍江地區。
『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一部哈爾濱城市革命斗爭史，烙印著外敵入侵掠犯的累累傷痕，也閃爍著無數抗日英雄的耀眼光芒。在哈爾濱，有四條街道是和東北抗聯英烈密切相關的，其中包括道外區的靖宇街、道裡區的尚志大街和兆麟街、南崗區的一曼街。楊靖宇、趙尚志、李兆麟、趙一曼這4位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曾在這四條街道戰斗和工作過，同這四條街道有著非同尋常的關系。
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楊靖宇將軍的感人事跡，一直被人們所傳頌。但許多人不知道，在楊靖宇去抗日游擊區之前，曾在哈爾濱秘密戰斗過。1932年，楊靖宇(原名馬尚德，曾用名張貫一等)曾經擔任中共哈爾濱道外區委書記兼東北抗日救國總會會長，此後又擔任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1933年1月，受到開除黨籍處分後急於向中共滿洲省委匯報工作的趙尚志，曾經在道裡區新城大街(現尚志大街)附近的『一毛錢飯館』，裝扮成乞丐同化名『北楊』的中共地下黨員金伯陽接過頭，在此遇險被押往日本憲兵隊接受審訊，而後機智脫險。1932年秋，到哈爾濱就任市總工會秘書、組織部長和哈爾濱總工會代理書記的趙一曼，曾在坐落在山街(現一曼街65號)的老巴奪煙廠從事過革命活動；1935年12月，被捕後的趙一曼曾在這條街上的哈爾濱市立醫院(現一曼街141號附近，現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傳染科病房)養過傷；曾在這條街上的偽滿哈爾濱警察廳(現一曼街241號，東北烈士紀念館)受過酷刑。1946年3月9日，曾經擔任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代理政治部主任、第三軍政治部主任和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路軍總指揮，時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的李兆麟(原名李超蘭,曾用名李烈生、張壽籛)將軍，在道裡區水道街9號(現道裡區兆麟街88號李兆麟將軍紀念館)被國民黨特務凶殘地殺害。
哈爾濱這四條分別由正陽街、新城大街、水道街、山街改名而來的街道和背後的故事告訴我們：發生在哈爾濱的東北抗聯英雄的事跡和東北抗聯精神從未走遠，已經融入了黨魂、國魂和軍魂，影響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哈爾濱人和中華兒女。哈爾濱作為東北抗戰『總指揮部』，為東北抗日武裝的建立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何偉志系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共黑龍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黑龍江省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哈爾濱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城市歷史文化專家組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