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哈爾濱已是深秋，一個夜晚，一列從北京開來的列車緩緩駛入哈爾濱火車站。在下車的匆匆人流中，有一位瘦削的年輕人，他身著西裝外套大衣，提著一個半新不舊的皮箱，高鼻梁上架著一副細邊眼鏡。他就是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的瞿秋白。
瞿秋白(1899.1.29 -1935.6.18)
從1920年10月20日晚八九點抵達哈爾濱車站，至12月10日離開哈爾濱，瞿秋白在這裡度過了難忘的51天。
責任與使命：『為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
『一出站外，寒風凜冽，竟已是嚴冬氣候』。瞿秋白站在面包石鋪成的站前廣場上，回望著歐式建築風格的哈爾濱火車站，已然感受到了這裡的俄國化氣息。他們坐上一輛攬客的馬車，對馬車夫說道：『福順棧！』
百年前的哈爾濱火車站
瞿秋白此行的目的，是與俞頌華(俞澹廬)、李宗武(李續忠)，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記者的身份赴蘇俄采訪，途經哈爾濱。因蘇俄紅軍正在與白匪軍作戰，滿洲裡至赤塔的一段鐵路遭到破壞，火車停運。
此次能夠有機會赴蘇俄考察，與當時擔任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主編的俞頌華有很大的關系。1919年4月，俞頌華向《時事新報》報社主持人張東蓀提出想去蘇俄采訪的要求。最後決定由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共同負擔一切費用，派俞頌華前往蘇俄采訪，並允許聘請一名精通俄文的翻譯人員同去。1919年底，俞頌華收到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生瞿秋白投寄來的兩篇譯文，即托爾斯泰的《告婦女》《答論駁〈告婦女〉書之節錄》。該兩篇譯文被刊登在《解放與改造》第5號上。從此，俞頌華與瞿秋白建立了聯系。
1920年10月初，俞頌華來到北京，同瞿秋白商量赴蘇俄采訪事宜，瞿秋白喜出望外。驚天動地的十月革命，在瞿秋白的眼中仿若『陰沈沈、黑??的天地間，忽然放出一線細微的光明來了』。但十月革命後的新俄國到底是什麼樣子，他還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不十分清楚的』。他接受了俞頌華的邀請，決意去蘇俄進行實地考察。後經商量，俞頌華、瞿秋白和另外一位北京俄文專修館的學生李宗武3人，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兩家報紙特派員和記者的名義，一同赴蘇俄采訪。
1020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頭版頭條的《共同啟示》：『兩報特派記者俞頌華、瞿秋白、李宗武前往蘇俄采訪。』
當時俄國被人稱為『餓鄉』。親友極力勸阻瞿秋白不要貿然進入『絕地』。瞿秋白力排眾議，認定那裡是『紅艷艷光明鮮麗的所在』『寧死亦當一行』。為尋求救國的道路，他願化身『追光者』『求一個「中國問題」的相當解決，略盡一分引導中國社會新生路的責任』。正如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一書中寫道：『我總想為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我願去，我不得不去。』
『到了客棧一看，糟不可言。』這個客棧有兩種房間，『一種是一大敞門，上上下下橫排著許多炕，來往小客商都住在那裡』『還有一種是單間的，一間可住四個人，三個人不等，每天五角錢宿費。房裡就只四張鋪一張板桌，凳子都沒有，窗子是不能開的，空氣壞極。』考慮到此地距火車站相對較近，他們包下了一間『每天二塊錢』的四人合住的房間。瞿秋白當夜又到車站取行李，『晚上一點鍾，纔把各事料理清楚，睡下。』
一路輾轉到哈爾濱的經歷，已然在瞿秋白的『心理變遷史中』留下了『一鱗一爪的痕跡』。在《餓鄉紀程》中，瞿秋白將一路途經的奉天、長春、哈爾濱的社會風貌形容為：『從天津到哈爾濱，走過三國的鐵路，似乎經過了三國的邊界：奉天的中日相混，長春哈爾濱又是中俄日三國的復版彩畫。哈爾濱簡直一大半是俄國化的生活了。』中國到了不得不開闢新出路的時候了。
『福順棧』舊影
哈爾濱當時非常寒冷。瞿秋白他們居住在『福順棧』，宛若『天天坐在層冰嚴結的水晶宮』『窗子上的冰，一天天厚起來』『黯黯的一盞電燈，密不通風的大窗子，一張桌子兩張凳子，四張板鋪』『滿屋子，桌子上凳子上床上，堆著報紙雜志筆墨紙硯、臉盆、牙刷，高高低低像亂山似的』。俞頌華開始還想搬家，因『一時找不著房子，只得罷了』。
『幸而不久就得到赤軍佔領赤塔的消息』『已有一些希望』，於是『大家也漸漸定心了』，把『哈爾濱一游』，當成了研究新俄國社會的『緒言』。
考察與收獲：『先得共產黨的空氣』
20世紀初的哈爾濱，是馬克思主義向中國傳播的前沿陣地。哈爾濱激蕩的紅色革命空氣，當時在中國關內和其他地區是難以見到的。
在哈爾濱期間，瞿秋白共發出報道13篇。其中，自己撰寫9篇，與他人合作4篇。同時，還起草了《餓鄉紀程》一書的前8章。瞿秋白在該書中幾次提到，在哈爾濱先得『共產黨的空氣』。這是他在大量的社會調查中，接觸到俄國十月革命在哈爾濱的餘波。
在哈爾濱的51天裡，瞿秋白大致做了以下四個方面的事情：一是深入開展社會調查，了解當時最敏感的中、俄、日外交斗爭問題和哈爾濱人的生活狀況；二是廣泛地同蘇俄和遠東共和國在哈爾濱的官員和乾部接觸，了解蘇俄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三是采訪中東鐵路俄國工黨聯合會和哈爾濱職工聯合會負責人，參加俄國工黨聯合會舉行的政治活動；四是寫作，向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寫消息，起草《餓鄉紀程》。
瞿秋白所著《餓鄉紀程》
瞿秋白『每日出去訪俄國朋友，調查調查俄國的工人組織，並且搜集些俄文書報，以為研究勞農政治的材料』。在此期間，瞿秋白走過哈爾濱的『偏臉子』『三十六棚』等棚戶區，目睹了窮困潦倒的工人苦力、『窮毛子』和像乞丐般生活著的中國同胞，接觸和采訪了蘇維埃派到哈爾濱的官員，參加了他們的政治活動。瞿秋白最關心中國工人的命運，他多次去中東鐵路哈爾濱總工廠聽工人編的歌謠，其中有一首他記了下來：『三十六棚是冷寒宮，窮人過冬要人命，長夜沒火難取暖，跺腳取暖到天明。』不管是乘馬車、上飯館，還是進理發店，他都要和車夫、老板、剃頭的聊天，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
作為一名新聞記者，職業特性使瞿秋白以客觀冷靜的態度記錄所見所聞，報道真實的路途見聞。在哈爾濱，瞿秋白不斷將在這裡的見聞發給北京《晨報》，內容多為介紹哈爾濱的『共產黨空氣』。在此期間，瞿秋白重點關注兩個主題：一個是蘇俄遠東問題，一個是哈爾濱的情況。這兩個問題不僅關涉他能否順利到達莫斯科，也同蘇俄的現實和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相關聯。
他在《哈爾濱之勞工大學》中寫道：『據雲哈埠共產黨(指布爾什維克黨)雖僅兩百人，但哈埠至滿洲裡中東路工人有十二萬，對共產主義頗有信仰。』
瞿秋白最早發出的新聞報道是《哈爾濱四日之見聞》，記錄了他在哈爾濱頭幾日的所見所聞。他當時最注意的是俄國人、日本人在哈爾濱的情況，以及蘇俄對哈爾濱的影響。當時『日本人在哈埠有五千餘人，卻也很有勢力，滿街插著日本旗的汽車、紅十字會車、兵車，觸目皆是』。此時，瞿秋白極為敏感地注意到日本計劃殖民侵略哈爾濱的跡象，表示『日本人卻趁此機會想取得中東鐵路，日本人若得中東(鐵路)，哈爾濱就快變為日本的殖民地了』。可謂是提前預言了九一八事變、哈爾濱淪陷的悲劇歷史。
瞿秋白通過調查發現，自中東鐵路修建以來，哈爾濱的俄國工人反抗沙俄的斗爭一直與其國內的革命斗爭相呼應，哈爾濱是俄國革命和反革命兩種勢力在中國的聚集地。早在1905年，哈爾濱就出現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的支部組織，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成立了工會組織——中東鐵路職工聯合會。該工會在領導俄國工人反對沙俄統治者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07年5月，中東鐵路的中俄工人在哈爾濱共同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中俄工人舉行了多次大罷工，為捍衛蘇維埃新政權作出了貢獻。此時，中東鐵路俄國工黨聯合會與哈爾濱職工聯合會，是俄國和中國工人運動的活動中心，經常舉辦一些教育活動，團結中俄工人。瞿秋白認為，若能采訪中東鐵路工黨會長首領及哈埠工會聯合會負責人，意義更為突出。
1907年5月14日(俄歷5月1日)，中國工人首次集會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
經布爾什維克黨員尤亭介紹，1920年11月21日至22日，瞿秋白和友人廖連雅兩次訪問了中東鐵路俄國工黨聯合會會長、《前進報》總經理國爾察郭夫斯基，談了中東路交還中國、俄日關系、中俄外交等問題，了解到俄國工人運動的具體情況。通過這次訪問，瞿秋白對國爾察郭夫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稱他『年紀很輕』『精神飽滿，年富力強，有很有作為的樣子』。采訪中，國爾察郭夫斯基也向瞿秋白提問：『俄國勞動人民對於中國國民未嘗有絲毫的惡意，白黨在哈爾濱勾結日本人暗殺新黨首領(國氏也曾兩次遇險)……不但擾亂治安，而且他們一旦得勢，全滿洲都成日本的殖民地，我們同是東方被壓迫的民族，何以中國政府不知道果斷實行而還是這樣優容舊黨，養癰遺患呢？』訪問結束後，瞿秋白與俞頌華合寫了通訊《中東鐵路工黨會長首領之談話》，發表於11月30日和12月12日的北京《晨報》。
年輕時的俞頌華
1921年瞿秋白(右)與李宗武在莫斯科合影
12月8日和9日，經友人廖連雅介紹，瞿秋白訪問了哈爾濱職工聯合會會長洛拔諾夫，詢問了哈爾濱職工聯合會的宗旨、組織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狀況，並探詢了洛拔諾夫對哈爾濱市政的意見，和對遠東統一問題的看法。訪問結束後，北京《晨報》刊登了瞿秋白與俞頌華合寫的通訊《哈埠工會聯合會會長訪問記》。1920年11月25日、26日，上海《時事新報》刊登了瞿秋白與俞頌華合寫的通訊《兩個有黨派關系的俄人對於俄國外交內政矛盾的意見》。
瞿秋白對哈爾濱俄僑的思想動態極為重視，做過較周密的調查與考察，寫有《哈爾濱俄僑之輿論》一文，發表於1920年12月10日至11日的北京《晨報》。瞿秋白稱此文『是關於俄人方面調查的一個總括的報告』，報道了俄僑關於『取消使領』『中東路管理』『哈爾濱市政』等三方面的看法，並陳述了自己的觀點。
瞿秋白在哈爾濱憑借新聞記者的身份，不放過任何機會進行采訪。他走過的地方，參加的場合，經歷的事件和遇到的諸色人物等，甚至帶有某些傳奇色彩和冒險性質。他在哈爾濱廣結朋友，其中有俄共黨員，也有非黨員，還有青年人。他曾與日本新聞記者交談，還訪問過由俄國國民民主黨保守派主辦的《俄聲報》和謝苗諾夫派主辦的《光明報》的編輯，了解到了謝苗諾夫勾結日本人的陰謀。
1920年的哈爾濱之行，是瞿秋白到哈爾濱最早的一次，也是停留時間最長、收獲最大、對他影響最深的一次。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中感慨：『我在哈爾濱聞到了共產黨的空氣。』這是他一生中最關鍵性的一步，決定了他此後所選擇的革命道路。
震撼與覺醒：『第一次聽見《國際歌》』
在哈爾濱的51天，帶給瞿秋白許多新鮮體驗，尤其令他難忘的，是第一次在哈爾濱聽到了《國際歌》。
在哈爾濱期間，受中東鐵路俄國工黨聯合會會長國爾察郭夫斯基之邀，瞿秋白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慶祝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大會。正是在這次慶祝活動上，瞿秋白第一次聆聽到《國際歌》。對此，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一書中作了較為詳盡的描述：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城發生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日子(俄國向用希臘歷，比西歷遲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歷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謂之『十月革命』)。我當時還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國友人的介紹去參觀他們的慶祝會。會場是哈爾濱工黨聯合會預備開勞工大學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到中國警察廳的許可，召集大會。
會場裡擁擠得不得了，走不進去。我們就同會長商量，到演說壇上坐下。看壇下擠滿了的人，宣布開會時大家都高呼『萬歲』，哄然起立唱《國際歌》，聲調雄壯得很——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國際歌》，到俄國之後差不多隨處隨時聽見，蘇維埃俄國就以這歌為國歌。
《瞿秋白·心中流淌的國際歌》(國畫)
在這次大會上，瞿秋白還聽到了有關『慶賀蘇維埃政府』『俄羅斯共產黨』『第三國際』『世界革命』等方面的演說。會議結束前又得到赤塔遠東新政府在這一日宣告正式成立的消息，還聽了從莫斯科剛到的一個共產黨人的報告，大家更激昂慷慨，歡呼萬歲。『大會完之後我們就到俄國友人——一多數黨——家裡去晚宴。屋子裡放著盛筵，電燈上包著紅綢，滿屋都是紅光，紅光裡是馬克思、列寧的肖像。』『忽然席間來了一位剛從莫斯科到此的共產黨人，又站著演說。』
在反動軍閥統治下的哈爾濱，大規模集會竟然可以不受限制，國際歌可以『聚而合唱』，馬克思、列寧的照片可以『公開亮相』，共產黨人可以『站著演說』。這種紅火的政治氛圍使瞿秋白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第一次看到和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力量與決心。
《國際歌》豪邁的歌詞和激昂的旋律，強烈地震撼著瞿秋白的心靈，使他熱血沸騰、激動不已。對於尋找未來中國的『光明的路』，瞿秋白也在這『聲調雄壯得很』的歌聲中找到了信心。瞿秋白經歷過『五四運動』群眾罷課罷市、演講歡呼、與軍警肉搏這些轟轟烈烈的場面，但是像在哈爾濱這樣歡呼十月革命勝利、引吭高唱《國際歌》、縱情暢談共產主義的場景，在當時的北京和中國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無法想象的。雖然這類活動是俄僑中的布爾什維克黨、進步群眾組織的，但也有許多中國工人參加。此時的瞿秋白，已經在《國際歌》聲中漸趨覺醒，已不再是從北京啟程時的那個懵懂青年了。
正是在哈爾濱的這次難忘經歷，讓瞿秋白萌生了把《國際歌》介紹到中國來的想法。在20世紀初，《國際歌》只有歌詞傳到中國。在瞿秋白翻譯《國際歌》之前，《國際歌》在中國已有三種譯文，但是沒有一種譯得完好且能夠唱頌。《國際歌》最早的譯文刊登在1920年10月《勞動者》第二期上，當時將歌詞最後一句譯成『最後的奮斗，快聯合，將來之世界只有人類全體』。同年11月，在法國出版的《華工旬刊》上也譯載了《國際歌》，歌詞最後一句被譯成『團結我們，明朝的國際，纔是人群。』1921年的《小說月報》又譯載了《國際歌》，把歌詞最後一句譯成『人類都將同著第三國際黨，一塊兒奮起！』總之，這三種已有的譯文都不能准確、完整地表達原歌詞中的真正含義。瞿秋白下決心要譯出『能夠讓千萬人用中文唱出來』的《國際歌》。
瞿秋白多纔多藝，既會彈鋼琴，又會譜曲，加上他淵博的知識，到蘇俄後不久就把《國際歌》歌詞譯成中文，並配到歌譜裡。在翻譯時，為了使《國際歌》的歌詞中國化，瞿秋白參考了俄文、英文、法文等文本，反復校譯，力求准確。特別是在翻譯『國際』一詞時，參照了許多國家的音譯做法，直接用同音字代替，寫成『英特納雄耐爾』。這樣，無論是哪個國家的人唱起來，這個詞的發音都一樣，收萬口同聲、情感交融之效，表達了全世界無產者的共同誓言：一定要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這樣的譯法一直沿用至今，其中有著瞿秋白的一番苦心，更寄寓著他對於中國革命未來的美好期許。
瞿秋白是第一位將《國際歌》曲譜與中文歌詞配合譯出者，發表於《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1923年6月，瞿秋白把《國際歌》的中譯稿發表在他自己主編的《新青年》創刊號的顯要位置上，並加了按語，介紹《國際歌》的來歷和意義。從此《國際歌》便在中國傳唱開了。
此後，瞿秋白在多個場合指揮、教唱《國際歌》，其中包括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最後一天，在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前指揮參會代表高唱《國際歌》。在雄壯有力的歌聲中，中共三大勝利閉幕。由此開始，在黨代會閉幕式上全體代表高唱《國際歌》成為延續至今的慣例。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高唱自己翻譯的《國際歌》，慷慨就義。
『啟程了，啟程了！向著紅光裡去！』1920年12月10日，從哈爾濱到赤塔的火車終於通了。瞿秋白一行搭上第一班火車，離開哈爾濱向莫斯科進發，路經俄國遠東名城赤塔，穿過貝加爾湖，飛越烏拉爾山，1921年1月25日到達了他們心中向往已久的赤都——莫斯科。
(此文原載2025年2月15日《人民政協報》，作者略有改動。作者何偉志系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共黑龍江省委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黑龍江省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哈爾濱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城市歷史文化專家組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