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黨的歷史使命、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的必然要求』。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全面從嚴治黨都不僅為管黨治黨明確了方向、劃定了紅線,而且始終寓發展性內涵於約束性要求之中,為以黨的建設為基,不斷將中國之制優勢轉化為中國之治實績提供了不竭動力。因此,把握全面從嚴治黨『始於約束、指向發展』的內涵,也構成了闡釋其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性任務』定位的題中應有之義。
追根溯源,革命性地改造世界是共產黨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必然要求,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共產黨人首先要『在革命中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髒東西』,從而『成為社會的新基礎』。這就意味著,自我革命這一對於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從一開始便已內化於共產黨對其成員的必然要求當中。正是在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共產黨人纔能持續擴大改造世界的范圍,壯大參與改造世界的隊伍,從而為實現共產主義積累從量變到質變的條件。
基於對這一原理的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堅持創業共同體要求與價值共同體原則間的有機統一,堅持以組織與制度為保證,培育增強黨員黨性。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篳路藍縷中開創輝煌,成功應對了保持黨員數量增加與黨的力量增長間正相關性的挑戰。既在於其擁有作為自我革命典范、贏得『公者千古』贊譽的堅強領導核心;也在於其以自我革命為標准,不斷篩選出能夠經受各種考驗、堪當中流砥柱重任的真正革命者群體;更在於其以學習教育與黨內民主喚醒黨員主體性為前提,建成並維系著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的體系。
從對黃克功案件到對劉青山、張子善案件的嚴肅處理,再到新時代堅定不移地『打虎』『拍蠅』『獵狐』,中國共產黨一直明確宣示著,管黨治黨中『沒有免罪的「丹書鐵券」,也沒有「鐵帽子王」』。以正風肅紀為前提,教育引導黨員乾部走好群眾路線,接受群眾監督,從而『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斗,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
與之相對,同為無產階級執政黨的蘇聯共產黨亡黨亡國的教訓,很大程度上也恰始於其放松了對看似微小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與貪腐現象的約束。這些『權為己所用』問題的積累,不僅使黨員乾部失去了對法紀的敬畏,嚴重削弱了其治國理政的動力與能力,還侵蝕著人民與黨同甘共苦的信任根基。以史為鑒,我們應該清醒意識到,只有始終站穩人民立場、保持自我革命自覺與能力的黨,纔能同時贏得民心與創造政績,纔能真正回答好『我是誰』『我要做什麼』以及『如何做好』的問題。
作為一個長期執政的百年大黨,中國共產黨長期面臨著『四大考驗』『四種風險』。相應的,使黨員乾部感到『不舒服一點、不自在一點』,與保持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意識與能力、『創造經得起實踐、人民、歷史檢驗的實績』之間,就更鮮明地體現為黨的建設中一體兩面的關系。
這首先是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黨員乾部遭到『圍獵』的風險隨之增加,由此也提出了築牢政商關系間『防火牆』、防范公共權力機關『企業化』的更高要求。強化這樣的約束機制,非但不會『壓縮了市場資源配置次優解的作用空間』,也不會抑制乾部積極作為的積極性,反而會為更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創造健康、公平、開放的環境,並鼓勵黨員乾部在遵紀守法的框架內更充分地激發出乾正事、創大業的潛力。
同時,這也是因為要使改革始終處於進行時,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必須通過加強全面從嚴治黨的約束機制來為改革定向領航。一方面,為了給出『為誰改革』『為何改革』『靠誰改革』『如何改優』的正確答案,我們需要著力解決改革過程中的權力尋租問題,持續健全改革的階段性總結與糾錯機制,明確改革中『改』與『不改』的邊界,不斷校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另一方面,伴隨改革進入深水區和無人區,為了更准確地總結改革經驗、把握改革規律、找到改革痛點,我們也需要杜絕假改革之名行投機之實的弊端,使廣大黨員乾部樹立與踐行正確的政績觀,既克服『改革恐懼癥』,也防范『改革依賴癥』,進而以明確『何不當為』的紅線為前提,在應當努力作為的方向上認真思考、踏實解題。
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同時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不能把革命和執政截然分開。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地位的保持與治國理政能力的持續提昇始終緊密關聯,而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保持自我革命的自覺與能力,恰是其不可或缺的樞紐,是充分激發全黨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必要條件。理解和踐行這一寓激活發展之力於約束之制中的規律,既能使中國共產黨始終牢記初心使命,永葆趕考的清醒堅定,在不斷實現黨的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道路上取得偉大成績;也能為突破西方模式下以競爭制衡應對腐敗卻招致治理衰敗的困局,進而貫通廉政與善治間的內在關聯貢獻出更多的中國智慧。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副教授,清華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院長助理)